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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见贾平凹你的书我都看过

2019-03-17 08:11:33 | 来源: 旅游

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见贾平凹:你的书我都看过

很少有人像贾平凹一样,单纯因为写作而获得如此大的名气,况且在20年前,他就已经盛名傍身却也毁誉参半。他的作品一直关注着转型期的中国,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直面当下,都是如此。这一次他的新作《老生》仍然写了中国四个重要的转型期,写出了那些时代转轨背后的变换与无常

本刊/陈涛

这段时间,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的主要工作是开会。

10月15日这一天,贾平凹要去鲁迅文学院举办的“文学陕军新梯队”小说研讨会,“这几年省作协一直在抓年轻人的创作,这次有八个陕西青年作家集体亮相”。他对《中国周刊》说。

但在从西安来北京的路上,他被通知还有个更重要的中央会议要他参加。“也不知道什么会,反正是文艺方面的会。我还以为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会,或者是个通气会。”贾平凹对《中国周刊》回忆,“通知时间特别紧张,就去了。”

10月14日到京,他只能跟鲁迅文学院那边说,他得去后面这个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。第二天去了,“才知道习近平要到人民大会堂作重要讲话”。那就是日后广为人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,与会的有72位全国文艺工作者。

会议结束后,习近平与大家握手,到贾平凹这里时问他“有没有新作?”贾平凹说,“我刚出版了一本叫《老生》的长篇小说。”习近平说:“好啊。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。”

10月下旬,贾平凹还得忙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这本新书的发布会,并接受媒体的轮番采访,随后又得回西安忙其他会议。

“解放前、土改、‘文革’前后、改革开放。”点上香烟,贾平凹坐在下榻的宾馆房里谈起《老生》里的四个故事,“这四个阶段基本上是社会转型期,像路在拐弯处,容易发生很多事情,车过来要开小心一点,不然容易翻车。”

当代社会转型为贾平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,“也给作家提出了很大的担当”,他不断书写农村的人和事,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。这个时代是一个“命运交叉的城堡”,作为受争议的当代作家,他自己也处于转型社会当中,贾平凹的写作与生活也在那座“城堡”之中。

他是“着名的病人”,同时也试探着时代的病脉。

开会

因为写小说,贾平凹经历过被批判,也拿过不少文学奖项。他爱收藏,在西安的工作室“上书房”里摆满各种石头,他爱画画和书法,也明码标价卖过字画。但对于这段时间的“主业”开会,其实他“那儿都不想去”,但作为领导,他不得不去。

比如这一次的“文艺座谈会”。“开头要安排七个人发言,我后来从七个人的发言才知道,他们也不知道该说啥,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那么样地说了几句。大家主要听总书记说啥。”贾平凹对《中国周刊》回忆。

“我当时也不知道该说点啥,也不能很高兴地说‘哎呀,你还看我的东西’之类的,只能说谢谢了。说几句就过去,七十多人被你一人说过去那就把事件耽搁了。”他说。当然,和谁说话,他都是说陕西话,他不会说普通话。

“我努力学过普通话,舌头发硬,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,有醋溜过的味儿。普通人才说普通话,后来想,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,我也不说了。”他曾在散文《说话》中提到。

开完中央的文艺座谈会,贾平凹当天坐动车回西安,列车员还找他要签名。贾平凹回到西安后,在省作协也召开了学习文艺座谈讲话的会议,“两个时期的两位讲到同一个问题,这个问题或许是产生好作品、大作品的基本条件。”

然后,他还得再次返回北京,参加24日、25日在北师大举办的“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”。事实上,10月24日在上海举办的“作家的历史,历史中的作家”研讨会也邀请了贾平凹。

“后面这个早跟我说的,我都答应要去,但后来莫言又通知我。”贾平凹说,“为啥莫言这个会我必须参加,因为我是北师大的驻校作家。再一个,我和莫言个人关系比较好,开会我不来也不好。”在北京,还有他自己的新书发布会,中间只隔两天,“如果去一趟上海再回来太劳累”。这就是如今,作家贾平凹每日生活的常态。

上海那个会这也是作家熟人叫去,没啥任务就是聚一聚,到嘉兴去转一两天。贾平凹对《中国周刊》说,“我年轻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出来。但是这样吧,也有它的弊病,能专心写一些东西,慢慢就不会交往了,我觉得也不好。后来吧,你不来不行了,比如说我是陕西作协主席,你不来不像话吗,失呐。”

“有时就得逼着你出来,实际上按我这个心性,我那儿都不去。”贾平凹又补充说。

“老生”

早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,当时莫言突然给贾平凹发了个电报,“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。那时我还未见过莫言,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‘莫言’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。”等了一上午,莫言因故没到西安。

在散文《说话》中,贾平凹曾回忆那个上午他没说一句话,“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说话”,迫不得已他问了一个人列车到站没有,那人先把贾手中的纸牌掉了个个,“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,我不知道。”贾平凹才醒悟到纸牌上写的是“莫言”二字,“这两个字真好”。

多年以后,莫言文学馆门口的对联都是出自贾平凹之手。“莫言为中国文学长了脸,应该学习他、爱护他。”贾平凹在研讨会上说。

实际上,和莫言等当代名家一样,贾平凹的老家陕西省商洛市的棣花镇也为其打造了故居之类。“故居那边在打造一个古镇,现在基本上弄好了,国庆时开始对外开放了,现在变成了一个旅游点,来的人特别多,也挺好的。”贾平凹对《中国周刊》说。

莫言快60岁了,而贾平凹已过60岁,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很多作家已然是“老生”。

新作《老生》,这是贾平凹给自己的寿礼。书中的唱师贯穿主线,其年龄模糊,大概活过了百岁,“年龄老,他是个老生,从戏剧角色里看也有‘老生’,很苍老的感觉。”贾平凹解释说,“而具体到各个故事里,人名也取一个‘老’字和‘生’字。”

贾平凹喜欢两个字的书名,从小说《浮躁》《废都》《土门》《秦腔》,到近年的《古炉》《带灯》,甚至散文集也多是两字书名。他觉得这样“厚重”,“窗前一轮明月,天边一道风景线,我反对这种表面上有诗意,其实毫无东西的。”贾平凹说,“我多有三四个字的书名,也是偶然为之。两字给人一种好记又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。”

“作品不要单一的指向或者简单讨论是与非,人生和人性的东西,无常的东西,从这个角度考虑得多一些。”贾平凹谈起新作中的四个故事以及那个贯穿全书的唱师。

个故事,写老黑、匡三、李得胜等在秦岭的游击队起义,匡三活了下来,官至秦岭地区总司令。第二个故事,写土改、划成份、成立人民公社,王财东被划为地主被批斗,其妻玉镯被干部玷污,曾经的佃农白土娶了玉镯,两人出走并终老于首阳山。第三个故事,写风楼镇书记老皮和一个青年墓生下村开展革命工作,“反革命分子”张收成和苗天义被送去改造。第四个故事写当归村的戏生和荞荞两口子如何致富,挖当归,农产品打催长素,老皮还帮忙制造“老虎照片”事件,以及写到瘟疫的蔓延并毁了这个村。

自始至终,人死了,唱师都会去唱阴歌,而《山海经》掺杂于全书。这个视角去讲故事,也隐含了作者在背后的“全知全能”,因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,“你不知道他活了一百岁还是一百二十岁,也不知道是那个种族、那个村子的人,因为地主死了他在唱,贫农死了他在唱,游击队死了他也在唱。他超越生与死的东西,他才能比较真实地看待这一段历史。”贾平凹说。

“朋友圈”

贾平凹喜欢写农村题材,诚如他自己写到的自传性长篇散文《我是农民》。今年8月底,他还在《人民》发表过署名文章《让世界读懂中国》。

他深知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期,“在这个年代,中国是有的国家,它几乎每天都有大。可以说,中国的社会现象对人类的发展是有启示的,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经验,也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写作的丰厚土壤和活跃的舞台。”

被大众熟知的拍成电影的《高兴》,里面的刘高兴是贾平凹的初中同学。出版于2007年的该书写的是新世纪后进城务工人员的底层生活。贾平凹特地去拜访过很多拾荒者。

贾平凹有时也和朋友去终南山拜访隐者,“那里面修行的人特别多,我也认识一些,但是我认识的更多的是庙里的,就是正儿八经出家的和尚。”

贾平凹是个足球迷,世界杯、欧洲杯、国足、女足和省里的足球都看,也写过评球的文章。贾平凹喜欢收藏,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各种汉陶罐、各种石头、木雕、玉、珊瑚,应有尽有。他写的散文《丑石》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。而他奇特的一个收藏当属各种盗版的《废都》,累计收藏了60多个版本。

以前,因为他的名气,也总有来索要字画的朋友。他后来发现有人要字画的目的不纯,比如会拿去送礼给领导。1996年时他干脆写了个“润格告示”,自己卖字画,比如“字斗方千元”。如果没有会议,他至今保持的写作习惯是上午八点到工作室“上书房”,写到11点过吃饭、睡午觉,下午之后访客就陆续来了,其中也有聊收藏的,或买字画的。

贾平凹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。初他写的是中长篇小说以及散文,1987年,贾平凹发表了自己的部长篇小说《商周》,写的就是老家商周地区在80年代初期乡村的淳朴生活。而第二年他再发长篇小说《浮躁》,斩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,也被誉为奠定他在中国文坛地位的作品,该书以农村青年金狗和小水的感情为主线,描写改革开放初期暴露的社会问题,“浮躁”一词展现的是打破封闭的躁动。

“我特别喜欢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,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,一本是《天狗》,一本是《浮躁》。我很崇拜他,他是当代的作家,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”台湾作家三毛当年来大陆时对这样提及贾平凹。

三毛让人转告贾平凹,有新书了,一定得寄给她。贾平凹就去邮局寄了四本。“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,在二十次以上,一位是曹禺,一位是张爱玲,一位是您。”三毛在给贾平凹的心中直言不讳地称后者为“当代大师”。1991年1月1日夜,三毛写了回信,贾平凹后来才收到,但三毛已于当年1月4日在医院自杀。这一年三毛本计划还会到西安,让贾平凹找自行车带她在西安逛逛,然后去商周地区转转。

虽然与三毛一直未曾谋面,但她的死对贾平凹打击很大,他写下了散文《哭三毛》和《再哭三毛》。而次年,贾平凹在西安的好友,作家路遥病逝。“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,票一投完,他在厕所里给我说:好得很,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!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。”贾平凹在散文《怀念路遥》中说。

贾平凹的好友中也不乏文学评论家,与谢有顺合出过一本对话录,又比如和他交往甚好的李星、雷达、白烨等,也有这次出席新书发布会的陈晓明、李敬泽。当然,陈晓明等人在1993年用很短的时间合编了一部批评、讨论贾平凹的书,叫《废都滋味》。2009年,《废都》解禁,评论界再次重新评价了这部“奇书”。

2005年时,贾平凹的《秦腔》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,这是陕西作家中继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、陈忠实《白鹿原》之后的第三部获奖作品。2007年9月,贾平凹从陈忠实手中接过了省作协主席的职务,从此不得不开始了频繁会议和活动。事实上,那次换届后,在各界发来祝贺和造访时,贾平凹刚刚在老家棣花镇给母亲办完丧事。

转折

“贾平凹在文坛一直是一个比较受争议的作家。”《高兴》《古炉》《带灯》以及《老生》的孔令燕对《中国周刊》说,“他也提过好多次,《废都》是他人生中黑暗的时候,这么用心写了一部作品,一开始还是觉得是一部奇书,非常畅销,在文坛定位也是好的,后来风向一下子转了。一个人在大的变化和冲击面前,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不好。”

《废都》是贾平凹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,盗版销售甚至超过千万。贾平凹喜欢给自己的小说写后记,但这本书只有海外版有后记,《真正的文学不是幻想,而恰是身边之事》,该书的出版本身已成当年的文学事件,这也让贾平凹看清了文坛的各种怪象。

“书不让卖了,人的状态很差,出版后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生病住院,具体到生活中都不太好。如果没有盗版,《废都》还都没法传播。”孔令燕说。

1993年10月,在呈现出“洛阳纸贵”的百万正版销量的4个月后,主管部门以“格调低下,夹杂色情描写”的名义查禁了《废都》。批评家雷达在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上发表了《心灵的挣扎》,学者许纪霖在读书上发表了《虚妄的都市批评》,易毅在《文艺争鸣》上发表了《废都:皇帝的新衣》。另外还有诸如《失足的贾平凹》《废都之谜》《废都废谁?》《多色贾平凹》等消费此事的书籍出版。

评论家雷达曾说,《废都》写出了“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。”

孙见喜是贾平凹在西安的朋友,同时也是早为贾平凹写传记的评论家。在《废都里的贾平凹》中详细介绍了贾平凹在头一年夏天至春节时的写作状态,以及在出版后,贾平凹在大众视线中消失的那段时间。那段时间,贾平凹身体很差,生病住院。

事实上,在出版之前国内已有十几家出版社争夺《废都》版权,1993年3月初,批评家白烨带着这部手稿到北京,交由北京出版社的田珍颖,并敲定同时由《十月》杂志同步发表。“一为友谊,一为信任。”后来贾平凹如此说。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《晚唱》等作品受到批评时,《十月》杂志却顶住压力继续刊发贾平凹的作品,那时正值“反自由化倾向”和“清除精神污染”。

7月24日,贾平凹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,以一个小时签400位的速度签了一下午,书店里堵满了和读者,当晚央视的《文化生活》等也播放了贾平凹签名售书的盛况。但后来风向一转,也就只有盗版,甚至在西安街头出现了高价书。

10月底,贾平凹回到西安,肝病复发,住进了西安医科大附属医院的干部病房,甚至还得用化名“龙安”以避麻烦。  写作《废都》的前后,贾平凹的生活一直不顺,1992年11月,还在写作该书时,他与原配夫人韩俊芳离婚。贾平凹去了耀县,然后又去了户县写作,也有朋友劝解复婚。据孙见喜记录,两人在西安南大街街道办事处领离婚证时,韩俊芳问工作人员,“人家一般都填什么原因?”  工作人员说,“一般是情感破裂。”“那我们还没破裂。”韩俊芳说。工作人员叫两人还是回家继续过日子吧。贾、韩两人商议,决定这事不拖下去,又对工作人员说,“那我们破裂了。”

“偶然性”

贾平凹和韩俊芳是一个村子里的,一个在村那头,一个在村这头。那个时候前者还叫贾李平,村里人叫他小名“平娃”,在读大学时,他干脆改名叫“贾平凹”。后来贾平凹又娶了第二任妻子郭梅,同样也生了一个女儿。

“忙得要命,我从来就没给小孩儿开过家长会,或者小孩儿病了在医院,我都没去过,都是家里老婆子干这些事情。”贾平凹对《中国周刊》说,“我早上起来小孩都走了,我回来她都休息了,严格意义上讲就不是一个好的父亲,好的丈夫,也从来不陪老婆旅游啊逛街啊。”不过挣来的钱,那还得交给老婆打理。

贾平凹写不过不少散文,其中不乏写到过初恋,也有各种感性的小文章,甚至早期的小说也常写男女青年。2004年,《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》获得过鲁迅文学奖,1989年《爱的踪迹》获得首届全国散文奖。事实上,他还是散文杂志《美文》的主编。

“散文本身这个载体形式,不如小说影响大,他也一直在写。”合作多年的孔令燕还编过贾平凹2011年出版的长篇散文《定西笔记》。

“《空白》去年还再版了。”贾平凹在宾馆里告诉《中国周刊》。这是他一部诗集,曾在1986年出版过。  他也清楚,如今的读者“其实喜欢读好玩的,简单的,不让人费脑子的”,“但我觉得这种阅读只能适合一部分人,就比如饭菜,有的是快餐,拿陕西的肉夹馍说,你拿着可以吃,走着也可以吃。”贾平凹也看过很多青年作家的小说,比如郭敬明的书,卖得好的都看过。

事实上,贾平凹在大学时,初开始创作是从写诗开始,觉得写得不成气候,又写小说。

他常说自己也是偶然性被推荐上大学。“因为我那个出身也不好,教师的父亲被划为‘反革命分子”,我属于是‘可教育好的子女”,那个时候谁要是说一句话,就不推荐你了。很偶然,命里该上大学,但第二年基本上就不行了,都是县上领导的子女被推荐。”贾平凹回忆说。后来,是他的初恋女友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他,贾平凹才有机会走出农村。

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,那个年代走出农村还有一条路,就是参军,比如莫言。贾平凹也想过参军,但是自己是平足,被刷下来了。

1971年4月,贾平凹走出了秦岭,告别了生活19年的农村,到了西安城南的西北大学就读中文系,“从此由一个农民摇身一变成城里人”,这是“翻天覆地的一次突变”。

正在聊的时候出版社的人开始搬来了一堆《老生》的新书,也搬来了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秦腔》,让贾平凹签名,这些都是为了做活动准备的。他坐在桌子旁,认真地对着一堆名单一次次把要签的内容写上扉页,又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做完这些,当天下午,他就得坐飞机赶回西安,“事务都排到了11月下旬”。他无奈地念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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